作者：王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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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依旧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此前发布的信息，全球债务规模预计在去年底达到277万亿美元，可以确定的是，经济体总期待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延缓各自经济体中积累风险爆发时间，当债务到期以后借更多的钱来偿还上一期的钱。很少有人愿意真的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然债务水平高，那么可以选在继续降息来续命，这也是造成很多国家利率水平极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有时候仍不能解决要发生的债务危机，部分经济体甚至会启用负利率，这种玩法的结局往往是通向明斯基时刻，这就是一头很大的灰犀牛，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下降，往往差一个小小的黑天鹅来触发骨牌。但各个经济体总会很自信的认为找到了圈住这头灰犀牛的套索，我们列举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应对债务问题模式，尝试探寻这些河里的石头是否稳当。
1. 日本举债维持居民福利模式
要说玩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遥遥领先于我们，造就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各项神话，当时的日本和我国非常相似，同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的出口大国，世界美元外汇储备之最，当然也同样存在超发货币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有比我们厉害的，仅东京各区的房地产价格总额就可以买下美国，股市也膨胀到极致，典型的由宏观杠杆（债务）支撑的货币幻觉。我们也应该有清晰的认识，虽然有很多类似，但也有很大的的不同，那就是核心技术垄断，我国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劳动力红利、超长劳动时间以及巨大的中低端产能，而日本当时则在技术作为支撑的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要高于我国，比如汽车的出口，这可能为我国以后处理债务黑洞埋下诸多隐患。
回到日本模式，当政府主动选择加息刺破泡沫，由杠杆和金融手段造就的股市楼市神话瞬间崩塌，此后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市场出清，这里也给很多债务支撑经济繁荣的国家一个警示，债务支撑的货币幻觉是有代价的。社会信用随着债务违约和资产泡沫破裂而矫枉过正，趋于极度保守，大家不愿意消费，不愿意借贷，没有消费就没有了就业，资本没有国界，日本当时本国与国际资本里应外合，财富转以后最终还是居民扛下了一切，居民生活压力增加，消费萎靡，信贷紧缩，经济也长期处于低沉状态。为了继续刺激经济，日本不得已重启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过不是让企业和居民部门加杠杆，而是政府出面，通过发行特色地方债和国家债务，快速提高财政赤字来补贴企业和居民部门，政府负债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短短几十年迅速飙升，位于主要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之首，截止2季度已经超过210%，约为我国的5倍。
此成本也维持了日本近几十年大搞扩张性货币政策反而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没有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福利，并且长期霸占全球寿命最高的国家。再往深处挖，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明面由政府承担，实则稀释其居民货币的购买力，但日本模式的特点在于取之于大众，返还到大众福利中，这也是日本模式即使已经出现负利率，近几十年民众没有闹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即使政府负债维持高福利，低欲望社会和极低的生育率依旧已经提前到来，另外风险在于国际债务的偿还，政府财政赤字过大，抗风险能力减低，一旦发行国债受阻就会由违约风险，2010年险些酿成主权债务危机。
2. 美元霸权下的财富掠夺模式
美国和日本走的路子类似，但又有不同，相同的是次贷危机以后，通过政府债务来置换居民部门的债务，也就是增加财政赤字来给其居民补血，钱从哪里来呢？除了财政收入以外，就是发行国债，与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给政府输血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略有区别，多是通过量化宽松向市场发钱，市场有钱以后政府发行国债时钱就有一部分可以流进来，前者是直接印钱花，玩崩了就是恶性通胀，后者是间接拿市场的钱，积累风险相对慢一些且相对保险。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还有另外一大便利，就是美元的货币国际霸权地位，美国输出了大量的美元信用，换来实际的商品，而信用输入国如果把美元不投资出去，放在手上是不产生收益的，所以其他国家会选择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促使钱回归到美国，补贴有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常年是我国和日本来回充当第一的位置，当然债权国也是有代价的，量化宽松不利于债权国，有利于债务国，美国每用一次都是对债务持有人的财富掠夺。
有的国家持有美国国债是一种政治任务，比如日韩，我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和第二多的美国国债，一方面享受着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际信用的捆绑福利，当然也有代价，就是每次美国的量化宽松都将承担最大比例的成本转移代价，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媒体容易误导的错误常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是越高越好，汇率过高会导致贸易受损，还记得贸易战时期我国如何反制的吗？美国加关税我们就主动贬值，以此来维持外贸利益。另外日本资产泡沫爆发前夕，广场协定的长期作用伴随着较高的日元汇率，大量的资本高位套现离场，越高汇率资本逃离意愿越强，这就对外汇管制要求更高。美国模式也有问题，很少由国家的量化宽松是真的在救穷人，而是加速了贫富分化，超发货币的钱很少流入中低层人群，2020年全球经济受损，反而全球富豪的财富创新高，社会问题往往与中低层的生活压力有关，量化宽松救不了这些人，预计其社会矛盾将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下进一步恶化。
3.经济全球化弱化发达国家量化宽松下的通胀
为什么美国和日本的通胀率并不会因为量化宽松过高？经济全球化，日本将大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卖出，换来各国的廉价商品，只要产地产能充足，日本筹码是有的，供需关系可以很好的维持较为稳定的生活成本，比如每年向我国卖出汽车等家用品，换走大量的廉价商品来供其国居民消耗，同理，任何两个国家之前劳动力相同时间内创造的利润差值越高，更高附加值国家贸易维持本国通胀越有利。另外一点，日本的政府借钱大多数又会以居民福利形式回归到居民头上，而大多数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高的生活成本最大受害者往往是底层，因为超发货币的钱并不会进入到这个群体中，如果能办到，一些开支由政府承担，生活成本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美国则往往简单粗暴一些，仰仗美元的全球霸权更加似乎忌惮的使用量化宽松，与日本不同的是，其成本并不完全需要本国人承担，而是包括所有美元外汇储备持有者，美元信用输入越多的国家，分担的成本越大，现在美元外汇储备最高的是我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看热闹的且能置身事外，另外美国可以几十年即使开启几次量化宽松仍能维持较低的通胀，也与我国居民的劳动力性价比和劳动时间是密不可分的，具体的模型和日本兑换率类似，只要像我国这样的工厂提供的廉价产能足够强大，发达国家的通胀就会很大程度维持低位，全球产能消化能力最强的两大市场就是欧美，还能维持着其几十年的低通胀率，2019年我国的第一大市场是欧洲，从利益角度出发，欧洲大概率不愿意与我国脱钩，一旦廉价产能中断，那么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中美脱钩，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培养廉价产能供给的替代国家，比如挖掘东南亚的劳动力红利。
**总结起来：**日本和美国模式给我国处理债务问题提供了参考，但并不是万能的，高负债也将是我们经济体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既不想加息刺破近十几年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积累的资产泡沫和债务黑洞，又要维持经济增速的指标不得不启用较为中性的货币政策，日本和美国的部分思想是值得参考的，可以尝试走增加政府负债来补贴国内居民福利，让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和钱来维持消费规模，钱和商品更好的流动起来，建立内循环的基础是我国居民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但如何维持通胀？仍然需要核心技术突破来用更少的成本来置换国外更廉价的商品来维持通胀，如RCEP中的东盟产能。另外则是走本币霸权结合量化宽松，可以很大程度上将这种债务成本转移出去，通过高附加值商品从其他国家源源不断的进口廉价商品，同样将通胀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这两个应对债务问题的先决条件都指向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技术壁垒突破！